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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面临垃圾危机 垃圾总量增速与GDP比肩

日期:2020-04-24 发布者:admin

                                                                                              

垃圾围城图破壁

  中国垃圾增长的速度太快了,上海市一年的生活垃圾相当于5个金茂大厦的体积。而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堆起来,相当于一个景山的体积。

  每年的垃圾增长速度堪与GDP比肩,但垃圾处理能力并没能跟上,全国垃圾中有四成没有集中处理。北京的垃圾在未来四五年内将无地可埋,上海有的垃圾场已与居民区为邻。

  垃圾与城市的矛盾正在加剧,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在哪里?

  2007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相当于5个金茂大厦的体积。

  三年前,把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堆起来,相当于一个景山的体积。

  按2008年年鉴统计,2007年全国655个设市城市的垃圾总量达1.25亿吨,这样的数字每年还在以8%-10%的速度增长,其增速堪与GDP增速比肩。上海比全国的情况略低,2007年的增长率是6.7%。

  然而,多数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并没有跟上垃圾的增速,年鉴统计表明,全国垃圾总量约有四成未经集中处理,它们只是从城市人的眼前消失,被简单填埋或堆放在郊区、甚至农村。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称:“北京的填埋场都是超负荷运行,四年多不到五年垃圾就无处可填了。”他甚至担忧:“北京的垃圾危机可能会很快出现”。

  面对已经逼近的中国城市垃圾危机,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赵章元也担忧:“没地埋了,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

  这不是危言耸听

  “恰恰是因为这种超负荷造成现在填埋场周边的群众意见非常大,污染控制难度也非常大,包括对地下水的污染都会存在潜在危机”

  垃圾处理者们的担忧并非是危言耸听。意大利已出了先例。

  2007年以来,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爆发了“垃圾危机”,街头垃圾成堆,有些学校因为老鼠横行而停课,旅馆客房入住率明显下降。人们愤而放火,焚烧垃圾。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

  那不勒斯在1973年曾因垃圾危机爆发霍乱疫情。当地官员称:现有的垃圾掩埋场大多已经超负荷运转,但每天新增800吨垃圾,新选定的掩埋场不是遭到民众强烈抗议,就是被民意代表否决。负责建造垃圾掩埋场的官员已经多次扬言要辞职,因为工作完全无法推展。

  这几乎是“现代城市垃圾病”的一次预演。

  1983年,北京曾搞过一次航空遥感观测,发现在当时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有农业肥料堆、生活垃圾堆、混合垃圾堆和工业废渣等——垃圾包围北京。

  后来兴建的一批处理设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胀中,迅速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窘境。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对媒体表示:北京市的垃圾年增长率达8%,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全部超负荷运行,全市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1.04万吨,超负荷率达到67%。四年多不到五年垃圾就无处可填了。

  陈永承认:“恰恰是因为这种超负荷造成现在填埋场周边的群众意见非常大,污染控制难度也非常大,包括对地下水的污染都会存在潜在危机。”因此,北京市将在年内将陆续启动包括昌平东小口、六里屯等在内多项垃圾处理厂的建设。

  城市化加速垃圾危机

  以上海的江桥焚烧厂和六里屯焚烧厂为例,规划之初,周围都是农田,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不到十年内就把城区和居民住宅推到了它们的眼前

  垃圾越来越多,正在将我们包围起来。这是大城市共有的问题。

  2005年9月,上海市市容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平均日产生活垃圾1.5万吨左右,高峰时达2万吨,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并且约有36.6%的垃圾因处置能力不足,只能简单填埋。2002年,全市共有220处简易堆放点,其中10亩以上的“垃圾山”就有9座。

  预计到2010年以后,上海每天的垃圾将超过2万吨大关。

  在重庆,面积为35公顷的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将在15年内填满,比预期提早两年。

  目前,中国城市人均日产垃圾约1公斤,垃圾人均年产量达440公斤。600座城市目前已堆放或填埋各类垃圾80亿吨,有2/3的城市被垃圾群包围。全国的垃圾产量达到了1.8亿吨,每年以8%-10%的速度增长,与GDP增速相匹敌。

  这样的增速不难理解,在瓶装水、独立包装、过度消费、一次性用品都成为习惯的今天,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已经不是几年前、十几年前的生活方式所能比拟。

  在中国,垃圾填埋场占地大约5万公顷。

  以上海的江桥焚烧厂和六里屯焚烧厂为例,规划之初,周围都是农田,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不到十年内就把城区和居民住宅推到了它们的眼前。

  在身陷垃圾困境的那不勒斯,11年前关闭的垃圾处理厂附近建起了住宅,现在政府试图重启,马上遭到居民的强烈反对。

  身陷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环境争议的某北京官员曾经哀叹:“你看看,海淀区哪里还能摆得下一个垃圾场?”

  上海市环境学校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陈建昌这样形容城市垃圾处理的处境:“一个垃圾厂的建设周期大概1-2年,当年不投入,接下来两年的垃圾出路就成问题。”

  城市的迅速扩容,使得环境记者冯永锋发出这样的疑问:“到底是垃圾在向人类进攻,还是人类首先向垃圾发动了进攻?是城市扩张侵占了垃圾的地盘,让垃圾开始丧失它的‘栖息地’,还是垃圾想侵占城市的地盘,要求城市放弃人类的栖息地?”

  垃圾处理的“日本经验”

  日本家庭主妇用完可乐瓶后,拿清水洗干净,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

  2005年正式投产的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的困扰,颇具代表性。

  因为没有分类,剩菜剩饭、蔬果菜皮和各种生活垃圾混杂在一起,含水量很高,直接影响了热值。每公斤燃烧后产生的热量只有800大卡左右。利用每吨生 活垃圾所发的电量,只有230度左右。在一些实现了分类的国家,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可达3000大卡以上,每吨垃圾可发电1000度左右。两者相差3倍。

  这也是一些学者和民间力量反对普及垃圾焚烧的重要理由之一。

  陈建昌表示:不分类而直接焚烧,直接的结果是“渣多,设备损耗厉害”。

  分类不充分,是中国垃圾的致命症结。

  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嘉兴学院副院长兼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杜欢政对记者说:在垃圾分类的问题上,日本进行了十年的全民教育,年年讲,月月讲。法律制度加宣传教育,通过学校环境教育,用小学生来教育大人,这才有今天的局面。

  一个可乐瓶被弃的过程,让他印象深刻——主妇用完以后,拿清水洗干净,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

  “中国的妇女很多都有工作,不大可能做到这样,但基本分类是可以达到的。”

  只有从源头减量、分类,才能真正解决垃圾问题。这已成共识。日本正在开始的垃圾收费制度,以中国的视角观之,意味着高昂到无法负担的管理成本。